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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癌症与流感哪个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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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一个晚上都在想父亲。
一直很想把父亲从确诊到去世的过程写出来,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家人会被突然宣判癌症,而即便自己学医,依然无法杜绝过度医疗,甚至最后父亲的死因根本不是癌细胞,而是过度医疗。
忍不住要写,不是蹭热点,而是如果不记录下来我总归有一天会忘记,趁现在还记得就记录下来,其中一些数字和日期也许不是特别准确,但是大体是没错的。当一切突然发生,慌乱与无措确实会让我们头脑变得迟钝。
8年前,一切都和平时一样
医院工作,退休后他去了一个社区诊所做药师,我们上班他也上班,不无聊,也不算太辛苦,在大家都忙着托人去三甲的时候,社区诊所也就是日常一些小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因为享受国家补贴,承包的老板还是很赚钱的。
父亲平时身体很好,连感冒都很少。我记得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经常感冒的人反而不容易得癌症,因为免疫系统等于经常在演习,而不经常感冒的人免疫系统反而疏于防范,所以反而容易得癌症。
因为看的太久了,至少十年前某个报纸看的,所以到底有多少可靠性也未可知。反正我现在每次感冒就暗示自己:免疫系统演习也不是坏事!
有一天我买了一箱十斤的车厘子,那时候才三百多一箱,昨天去超市发现三百多只有五斤了。父亲作为北方人很少吃这种水果,觉得特别好吃,于是吃的比较多,接着他开始拉肚子,我们以为也就是普通的拉肚子,谁也没太注意,况且他自己也知道该吃什么药,有什么要管的呢。
一周后他说还在拉,吃什么药都没用,但是他说的也是轻描淡写。
弟弟刚好在,我和弟弟说要不你带老爸做个肠镜看一下吧。
父亲一直对弟弟比较无话不谈,可能因为性别的原因吧,对我总是说一半留一半的,他属于传统的那种父亲,不属于现在和女儿亲密无间的那种,严肃有余,慈爱不足。
第二周回来父亲说开始拉的有血了,我说怎么还没有去做肠镜吗?他说可能是痢疾,自己给自己开了药吃了,又心疼弟弟怕影响他工作,就没有让他带着去做肠镜。
我有些生气了,说你瞎治疗啥呢?先去诊断呀。
于是医院,路上我忍不住嘟囔了几句:“就你学的那些医学知识,这都拉这么久了还不去明确诊断,还在这儿自己瞎治?!”
父亲还是火爆的脾气,生气的说:“不让你带我去了!我自己身体我自己知道!就是个拉肚子痢疾有啥呢!”说着还要做下车状。
我忍住没再说,怕医院了。
不过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定会去的,因为他自己手诊已经知道不是普通的痢疾了,只是不敢相信和面对。
很顺利的做了肠镜,全麻,人是没有知觉的。
父亲还在全麻的恢复中,医生摘了口罩站在等待区叫父亲的名字:“家属过来下。”
这个场景似乎只在电视上看过,医院上班时也叫过家属,这是第一次被人这样叫,我有些懵,没太多心理戏,有一些不知所措的茫然。
我跟着这个高大的医生进了办公室,他说:“不太好,基本可以确诊是直肠癌,病理切片出来后就能知道具体分型了,不是早期。你们准备一下尽快住院手术!”
没有文学作品里描写的五雷轰顶之类的,就是很茫然,面对医生不知道该说什么。懂得越多似乎更没有必要问太多,该说的医生都说了:不是早期,直肠癌,尽快住院手术。
虽然在母乳喂养儿保这些边缘学科很多医生的水平确实一般,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教学体系问题和利益问题,但是在这些专业学科,我还是保持着信任。
父亲麻醉苏醒了,有点紧张的问我:“什么情况?”此时他已经完全没有了路上来时“批斗”我的精气神。
我故作镇定的说:“没事,可能得住院做个小手术。”
他想了想又把话吞下去了。
其实此时大概我们都明白,只是不敢面对。
我把老医院,让他做好请假,毕竟之前还在上班的。
然后我自己回单位请假,那时我还在企业上班。
还有几公里就到单位了,我突然觉得开不下去了,把车停到海边(去上班的路上经过珠海著名的情侣路),打电话给老板请假,他是一位非常出名的外科医生下海创业的,所以对于手术和外科还保持着医者仁心的热爱。电话通的那一刻,所有的伪装突然都觉得没有必要了,我嚎啕大哭起来,告诉他:“我父亲得了直肠癌,不是早期。”
在我来珠海的17年里,他是我遇过最好的老板,但是企业的发展却是我认识的老板中遇到困难较多的。所以有时说慈不掌兵义不掌财也许是有一定道理的,希望我可以打破这个说法,在自己创业中即保持初心,又能带领大家不为生存担忧。
老板安慰了几句,说那也没有其他方案,尽快住院手术吧,有什么困难就说话。
很庆幸的是父亲因为有社保(在此感谢社保感谢以前的领导同事,你们懂的。)我们经济方面并没有什么压力,可能这种病属于社保覆盖范畴,而且也没有并发症所以相对轻松。
等哭泣的情绪过后,我打了电话给弟弟,让他们尽快安排手头工作回家开家庭会议。
父亲还在原单位和同事们告别,我和老公及弟弟弟妹商议后决定暂时不告诉父亲病因,就说是痔疮(编的我都不相信,但是这个谎言我们维持了挺久,病人其实也愿意被骗,哪怕知道你在骗我,只要有一丝希望不是就愿意相信,这和感情中明知的欺骗一样,所有人都知道,只要一个人愿意相信,就可以维持这个骗局)。
弟弟的高医院脑外科工作,平时就像自己弟弟一样,他迅速安排好了手术人选,我们办了住院手续。
病理结果出来了:浸润性,晚期。
这里要说到商业保险。
我后来反而退了我已经买的某个商业保险,因为父亲生病后我才认真看了条款,原来很多疾病都是不赔付的,原位癌不赔付,某些疾病一定要到某个阶段才赔付,比如中风后遗症,要到手拿勺子食物无法放到嘴巴里才赔付,不能从一个房间移动到另一个房间才算,还有烧伤,要达到一个百分比,而且还挺高,我觉得要是那样了,和死了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假如我真的遇到会不会求生意志很强能坚持下去,反正看着那些条款就觉得每年交大几千,连续交几十年除去通货膨胀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个人见解而已,不喜勿喷,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好,条款看清楚就好)。
从此我更加愿意相信消费型的保险,一点钱保一年,住院就赔付多少这种,因为我对保险研究的很少,课听了一些依然迷迷糊糊,所以保险我就不多说,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买社保!一定要买社保!
我曾经有同事说自己已经买满15年了,所以要求单位不要买社保给她这部分钱,结果没多久摔断腿,还是打官司。
而多亏有了社保,父亲在治疗的五年中社保基本报销了70%--80%左右,我们自己承担的部分没有给生活带来太大的负担。
社保也许确实亏空很厉害,但是只要正常运转,如果生了病这个基本保障下还是能维持家庭开支的,但是遇到一些要用进口药且社保里不包含的,商业保险就能派上用场了。
总之,这是一个我不愿意细想的问题。
我总觉得社保额度里搞不定的疾病,治疗的意义也就可商榷了。
超出了我们承受范围的治疗,不治也罢。
如果遇上了,那么天命如此。
除了认命,也没有什么办法。
也许以后我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暂时只能想到这里。
考虑生老病死是一件沉重的事情。
手术方案出来了,不是切掉一段肠子那么简单。
因为距离肛门比较近,没办法保肛,要全部切掉,然后在腹部造口长期佩戴造口袋。
父亲不能接受,我们也觉得很难接受。
但是这是最好的方案。
因为是弟弟同学亲自协调了主任来做手术,我们绝对相信这个手术方案是当下最适合的,所以父亲临进手术室之前还在拉着我们的手说:“能保尽量保啊!”
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位置其实是那么重要的。
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患者腹部造口后佩戴着造口袋。主任说他做过一个最年轻的是29岁,而且这些病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势。
也就是说,你的身体没有出口了。
出口改道到腹部。
我也从此知道了有一个群体叫“造口人”。
他们有自己的协会和组织,有自己的刊物,有自己的产品。
可惜那个时候父亲没有找到组织,所以就一直和同时住院做了这个手术的人保持联系,彼此慰藉,相互安慰。
打了电话如果对方接了,就觉得很开心。
如果没有接或者无法接通,父亲就开始担心,是不是他已经去了?
从来没有一个陌生人的生死存亡让你如此牵挂。
那个大叔是个生意人,很开朗,也许这个开朗是伪装的,也未可知,他总是说:“其实习惯了也没什么,出门还不用找厕所了呢。就是出去找小姐人家要加钱,哈哈哈。”
我听了哭笑不得,父亲却被这种搞笑的话感染的轻松一些了。
父亲后来告诉我们,其实这一年因为“失恋”所以他每天抽三包烟(因为我不让抽烟,所以他都是在单位抽,不在家抽),打麻将到凌晨(他上班时不回来住,周末回来,说和单位的一群年轻人住宿舍比较好玩,我们那时也都没生孩子,家里冷冷清清,也就由着他了),饮食上他也不喜欢蔬菜,这些其实都是直肠癌的直接影响因素。
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在珠海父亲有个女朋友,但是因为他自己不喜欢跳舞,而那个阿姨比较喜欢跳舞,两人闹了矛盾,后来阿姨就离开了珠海,父亲又固执执拗,宁愿每天看着人家照片作践自己,也不肯开口叫人家回来。
而我们都以为老年人了,感情这回事难道还能像年轻人那样天崩地裂不成,也就没有在意他的失恋。
当然癌症不是一天形成的,这些都可能是诱因也有可能是催化剂而已。
第一次手术,那时父亲63岁。
手术很成功,主任说整个出血没超过50ML,他自己都很满意。
造口父亲也慢慢习惯了,那时我们依然没有告诉他是直肠癌,但是他应该心知肚明。
直到要做化疗,他自己很清楚化疗代表着什么,此时已经距离手术过去了几个月,他也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
化疗是很辛苦的过程,6次,基本都是弟妹的父母照顾他,从来没有来过珠海的弟妹父母从此留在了珠海,一半是因为要照顾父亲。
而在这个过程中弟妹和辉哥的表现也让我颇为感动。
弟妹会给父亲端水洗脚,剪指甲,父亲很不自然,但是弟妹做的很自然。
我坦言我是做不到的。大概父亲留在我记忆中都是严厉的样子吧。
擦洗身子这些都是辉哥和弟弟做,因为性别的原因,我很少去做。
但是此时就感觉真心要生两个孩子,至少手术后需要照顾的阶段24小时不能离开人,两家人换着照顾,对工作和生活的影响都会小很多。
这里提到一个小插曲,父亲因为在珠海有一份工资,所以原来的退休金卡留在了自己亲戚那(原来全国没联网时就放在那儿的,后来要过一次对方没给,说帮他存着),这次生病父亲要回工资卡,结果却发现上面的钱基本被取空,只留了五百元在一个新的存折上。父亲拿着这张余额五百元的存折呆呆的坐了很久,这可是曾经说“你的卡在我这里最放心,我不会动你一分钱”的亲人。
你以为那是亲情和信任,别人却把你当提款机的滋味不太好受,况且在来珠海之前亲戚的家庭状况都是好于我们的。
我可以选择不计较,但是我却不会原谅。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值得原谅。
对于一个已经癌症的病人,还能几乎取空他的卡再还给他。这已经超越了我的想象。
而对于父亲,我很多事情也不能理解,他对子女的感情我甚至觉得不如对亲戚,也许这就是他认为的仁义道德吧。而很早就独立的我们他反而觉得不用操心。
父亲病后我和弟妹都开始了造人计划,我们担心不知哪一天父亲就看不到孙子孙女了。
我和弟妹相继怀孕,新生命的延续让父亲暂时淡化了疾病,而手术后他确实又恢复了身体,基本和没有生病前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他开始觉得无医院去上班。
在这几年,我们建议他到处走走,去很多他想去的地方。
关于癌症其实现在新的提法是当做慢性病,不要再谈癌色变。因为发病率真的太高了。
但是我们依然会听到这个词就毛骨悚然。
一般我们说癌症五年是一个坎儿,过去了,那么一般没事,如果转移,则五年内一般会发现。
手术五年后:
就在父亲手术后的五年那个月,他有了新的症状:头晕站不稳。
我压根没想到是转移,以为他精神压力大,还鼓励他去旅游,不要想太多。
这次是弟弟带他去脑外科直接找自己的同学了,CT结果是脑瘤,基本判断是转移。
没有第一次得知消息时的悲痛欲绝,这次我没有哭,大概五年的时间已经给了我们情绪的缓冲。此时两个孙女也都三岁了,我们安顿好孩子,医院。
弟弟的同学建议这次请他的老师来做手术,我们问了下价格立即同意了,医生虽然会接一些“外单”,但是赚的确实都是辛苦钱,在这件事上一个有经验的可靠的医生如果可以让手术更顺利,并发症更少,这个投入是值得的。
医院实习时第一次上手术台是跟一个非常有名的心脏外科老太太,她个子很矮,大概只有一米五左右,还要专门给她准备手术台旁脚踩的凳子,但是看着她娴熟的操作,就明白术业有专攻,人家就是对这个专业有研究,不得不服。
手术依然很成功。
我们没有告诉父亲是转移了,说是脑部的良性瘤,因为他年轻时有眼眶后肿瘤,良性的,所以告诉他这次也是。
一个多月后父亲的头部伤口完全恢复,又和平时一样能吃能睡状态良好了,他说再活五年就好,过了70岁就无憾了,此时他68岁。
我们开始考虑后续放疗。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后期的放疗成了永别。
在放疗之前,医院所有的处理都感觉非常满意,包括病情的交代,手术方案的确定,术后的治疗都非常的值得信任。
专家交代放疗十次即可。
但是医院没办法做,头部放疗效果好,医院做。
好医生,坏医生
医院成为了父亲生病的终结者。
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这应该算作医疗事故,被某些医生贪欲杀人与无形。
医院也是有科室任务的,每个月“销售”排名靠前的科室也是被表扬的,这和生意没什么区别。区别在于每个人的心,是黑的,还是红的。
眼睛红了,心就黑了。
有些医生是医者父母心,而有的医生,是商人的心。
如果不认识人,就只能靠运气。
你必须承认各行各业都有好人,都有坏人。
好人成了好警察好医生好公仆,坏人成了坏警察坏医生和贪官污吏。
还特地挂了专家号。
这是我觉得最错误的一个选择。
但是从开始的谈话我就有不详的预感。
常规来说,如果对方是癌症,而且是家属来的,医生会先问病人是否知情,如果病人不知情,而且家属也有意隐瞒,那么医生是有义务帮助家属保密的。至少我当年上的医学伦理学上老师是这么教的。
我先进去,叫父亲随后再来,病后父亲开始“耳顺”,我说什么他都更听,不再拧着干。
但是在我提醒医生后,他看到父亲仍然很直接的说:“你这个是直肠癌后转移到脑部知道吧?!”
父亲立马蔫了,虽然手术和治疗整个过程其实他有一百种方式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但是他选择了逃避,但是此时却不得不面对。
这个主任开出了高达60多万的治疗方案,并告诉我们这个药其他区域还报销不了,珠海还能报销一部分。但是如果一开始不选择这个方案以后就不能改了。
我说给我考虑下,立马把治疗方案发给弟弟的同学,他说没有必要,这个药根本不对症,文献上有用于这个脑瘤的尝试,但是有效性根本不确切,做十次放疗就可以了。
在我们否定了他给的方案之后,他开出了放疗25次的治疗方案,我说手术专家说了十次即可,他说那复发了很难办的。然后还建议了一堆极其贵的中药粉末做成的胶囊,我选择了拒绝,因为我知道那些没用,如果有用手术后几年父亲给自己开了无数中药吃就不会继续转移了。
在大多数医生面前,患者几乎没有选择,如果他诚心吓唬你,那么多严重的后果都有。
当然,我依然相信绝大多数医生不会这样,我认识的绝大多数医生也不会这样!
父亲还没有做过放疗,也并不知道厉害和痛苦,以为越多次杀死癌细胞越彻底,他毕竟只是个基层的药师。
安排的同病房里是一个脑瘤后未放疗的患者已经复发,奄奄一息,才五十多岁,就一个女儿,刚上班还未结婚,偶尔来一下站在父亲的床头,手足无措的样子。那个时候我和弟弟轮流带着孩子来探望,父亲情绪还是极好的,医院转一转,跟我们说没事,你们忙工作去。
在放疗进行到15次时,父亲已然有些吃不消了,放疗的皮肤部分全部发黑,发焦,喉咙和口腔都开始溃烂。
我婉转的和父亲说觉得差不多就行了,专家也才建议做十次,这都做了十五次了。
但是我不敢说的太直接不让做,怕父亲觉得不让他继续做是不是担心治疗费用。
父亲说咬咬牙再坚持一下吧,每次查房医生都说要继续做,不然会复发。
在父亲做到23次时,查房时一个比收治他级别低的医生说:“这么大年龄了,承受力差不多了,给他出院吧!”
那个“主任医师”才终止了继续放疗,同意父亲出院。
父亲回来后一直状态不好,但是我们都以为是放疗导致的身体虚弱而已,以为修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那时我刚好接了一个商业地产项目,辉哥刚好也休假就带上米苏去了湛江。
项目进展了一个月,就在项目完成的那天我们准备返程,弟弟说父亲已经又住院了一段时间了,因为放疗回来后一直不舒服,医院住院,但是因为病情还算稳定,看我又在忙就没告诉我们,今天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