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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伤肝还是治肝来看事实
在门诊，经常听见有肝病病人说，医院肝病或者感染科医生不让患者接受中医药治疗，说中医药有肝毒性，伤肝。有些正在服用中医药治疗的患者并且检查有好转的患者都停止了中医药治疗。事实是真的这样吗？
那么，问题来了，在西医药学还没有传人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治疗疾病全靠中医药，如果说中医药伤肝的话，中国就可能全都是药物性肝炎了。有了药物性肝炎又没有西医药治疗，又得用中医药治疗，在中医药伤肝的科学论断下，那岂不是越治越坏，最后中国人还等不了西医药的传入就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还生生不息呢？
现就近半年我所接诊用中医药治疗的最有代表性的且非常严重的四个病例发出来共享。其中有医院经过人工肝、血浆置换、激素等等治疗后病情加重的，被宣布无法医治了，通过中医药治疗后，现在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且还在继续治疗的。
病例一：
张某华，男，52岁，重庆市荣昌区清升镇人，因乏力、皮肤眼睛发黄于年5月13日入住医院，共入住治疗33天。入院时，总胆红素：.76umol/L，白蛋白：29.89g/L，凝血酶原时间16.9秒。谷丙转氨酶.7IU/L。
入院后积极治疗，抗病毒，积极护肝降酶，但患者消化道症状持续性加重，血清总胆红素升至.57umol/L,凝血酶原时间升至25.9秒，凝血酶原活动度降至25.4%（严重肝衰竭阶段）。
继续补充血浆、输注白蛋白、两次人工肝后，恶心、呕吐、乏力加重。年6月11日病情再次加重并出现上消化道大出血，并失血性休克。医院进行三腔二囊管止血。13日拔管后，仍继续出血。患者家属不愿继续治疗，于14日出院寻求中医药治疗。
年6月14日下午，我接诊了该名患者，本不愿再给予中医药治疗，但在患者家属的万千哀求下，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接诊了该患者，风险以及病情情况和家属交代得非常清楚，以防止纠纷发生。
服用一剂药后，患者出血控制，恶心呕吐减轻，仍感乏力濒死感。继续服用中医药治疗。患者体力开始恢复、黄疸减轻、恶心呕吐症状消失。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以及家属的悉心照料后，患者恢复很好，年7月26医院复查，总胆红素降至86.0umol/L，白蛋白升至正常：40g/L，凝血酶原时间降至23.5秒。患者精神状态恢复如常，能自行行走，饮食正常。
继续中医药治疗，于年9月28日复查，总胆红素已经接近正常，凝血酶原时间也在正常范围内。目前患者精神状态一切如常，仍在接受中医药治疗中。
病例二：
徐某新，男，25岁，重庆市大足区双桥经开区人，因皮肤、眼睛、小便发黄于年8月31日入住医院。共住院47天。
入院时，总胆红素：.6umol/L，进行了2次人工肝血浆置换术，总胆红素降至.3umol/L，并激素治疗，总胆红素升至umol/L，不断修正治疗方案，于10月15复查，总胆红素升至.6umol/L，白蛋白下降至32.7g/L。出现腹胀、上下肢浮肿。患者及家属要求出院寻求中医药治疗。
出院后年10月26日在重庆市大足医院复查胆红素升至.4,umol/L，胆碱酯酶下降至U/L。
10月27日，到我工作室就诊，当时皮肤巩膜深度黄染，小便呈牛尿色，腹胀乏力，双下肢1度凹陷性水肿。接受中医药治疗。
于年11月5日复查，胆红素继续上升至.1umol/L，虽上涨但已经很缓慢了，白蛋白降至29.1g/L（因出院后没有输注人血白蛋白)，胆碱酯酶降至U/L。家属和患者没有因为肝功能继续恶化而停止中医药治疗。
继续接受中医药治疗，途中复查几次胆红素均在下降，因为没有输注人血白蛋白几次白蛋白均在下降，曾下降至24.7g/L。但病人精神状态和消化道症状在缓解。
年12月25日复查，胆红素已经降至.4umol/L，白蛋白升至35.7g/L，胆碱酯酶已经升至正常，现患者精神状态以及皮肤巩膜黄染明显减轻。在继续中医药治疗中。
病例三：
贺某久，男，41岁，重庆市大足区珠溪镇人。年5月5医院检查，肝功能：谷丙转氨酶是正常值高限的40倍以上，达到U/L，总胆红素在正常值的10倍左右，达到umol/L，CT示肝硬化，腹水。医院治疗后，黄疸加深，腹胀加重，乏力加重。
年5月23日复查，总胆红素上升至.1umol/L，白蛋白降低至33.4g/L，胆碱酯酶降至U/L。医院要求住院治疗，患者不愿意住院，于年5月25日到我工作室就诊，接受中医药治疗。当时患者皮肤眼睛小便深黄，乏力、腹大腹胀、双下肢二度凹陷性浮肿。
年7月10日复查，总胆红素明显下降至53.3umol/L，胆碱酯酶升至U/L，虽然白蛋白也在继续下降至28.5g/L，但患者症状明显缓解。腹胀、双下肢肿小腿、体力恢复。继续中医药治疗。
年11月1日复查，总胆红素、白蛋白、胆碱酯酶均正常。各种症状均无。
病例四：
何某方，男，75岁，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人，年7月3日因“皮肤、眼睛、小便发黄；乏力、腹胀"在医院检查，肝功能总胆红素umol/L，白蛋白下降35.3g/L，胆碱酯酶降至U/L，CT检查见胰腺头部肿物，胰管扩张。医院要求做胆管引流手术，病人及家属考虑因为岁数大，立即放弃手术治疗。
年7月3日，到我处进行中医问诊，皮肤巩膜中度黄染，小便深黄，腹胀、纳差，精神好。
患者经中医药治疗后皮肤巩膜黄染渐渐如常，精神等症状改善，于年10月13日在重庆医院复查肝功能总胆红素、白蛋白、胆碱酯酶均恢复正常，免受手术之苦了。患者仍在继续服药中。
总结：
肝衰竭、病毒或者药物性肝炎、肝硬化、以及胰腺或者胆道梗阻等各种原因引起的黄疸以及肝功能损害，均在没有西医药的干预下成功恢复的病例每年都会很多，以上病例仅举出最近半年具有代表性的病例。相信看了这些病例那种否认中医药能治疗严重肝病的人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与成见吧！
中医治肝病历史悠久：
实际上，中医治疗肝病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有人类的出现就有肝病的发生，从古至今，人类在与肝病作斗争中不断总结和积累经验。
成书于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就开始描述了肝病症状：“溺黄赤，安卧者，黄疸……；目黄者，曰黄疸。”并在《灵枢论疾诊尺》中更为详细的描述了黄疸病的常见症状，如“面色微黄”、“齿垢黄”、“爪甲上黄”以及“不嗜食”、“安卧”等。《内经》又提出了黄疸的治疗方法：“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可浴”。并提出了“盛者泄之，虚者补之，热者疾之，寒者留之，……”的治疗原则。
《黄帝内经》中也描述了肝硬化腹水的症状特征进行了形象的描述，黄帝曰“鼓胀何如？”岐伯曰：“腹胀身皆大，大与腹胀等也。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这和现代的肝硬化、肝癌腹水很相似。
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论述”黄疸以十八日为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剧者为难治。”这与现在的肝衰竭很相似。
隋代·巢元方在其《诸病源候论》（成书于多年前）中将黄疸分为二十八种病候，并明确阐明：“卒然发黄，心满气喘，命在顷刻”的“急黄”对生命的严重威胁。相当于现在的急性肝衰竭。
唐·孙思邈在其《备急千金方》（成书于多年前）中则进一步指出：“时行热病，多必内瘀著黄”，对重症黄疸的发病及传染性的特点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创制了大茵陈汤和茵陈丸等，实为退黄的有效方剂。医院西医反对用中药但同时又在开茵栀黄冲剂，茵栀黄就是源于茵陈蒿汤。
晋代·葛洪在其《肘后备急方》（成书于多年前）中称鼓胀病（肝硬化腹水）为“水蛊”，并说：“唯腹大，动摇水声，皮肤黑，名曰水蛊。”葛洪在其《肘后备急方》中首次提出用放腹水的方法治疗本病。“若唯腹大，下之不去，便针脐下二寸，入数分，令水出，孔合，须腹减乃止。”但唐孙思邈的观点却截然相反，认为放腹水的方法容易加速病人死亡。他在《千金方》（成书于多年前）中提出：“凡水病忌腹上水出，出水者月死，大忌之。”比现代医学放腹水的方法要早出多年。在唐代就已经意识到了放腹水的预后不良。但现在医院治疗肝病腹水的法宝。
宋代、元代、明、清对肝病的认识和治疗都有很大发展不再论述。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不断的总结治疗肝病的方式和方法，当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后，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医药治疗肝病几乎停滞不前，但是越来越多的肝病患者在西方医药学的理论模式下治疗，却仍然得不到彻底的甚至是很好的治疗，并且费用花销让患者及家属难以承受。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来接受中医药治疗，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中西医学应当优势互补：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中西医学的互补模式下，中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更微观的预测疾病的发展情况并结合中医的四诊辩证，在一些严重肝病的治疗上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在以现代医学为主导的医学模式下，某些肝病或者感染科‘权威人士“一方面采取很多现代所谓的先进手段也无法控制肝病的恶性进展，另一方面却不断地向患者灌输中药伤肝的思想，阻止患者利用中医药治疗肝病。
在肝病治疗的问题上，我认为：中西医学应当互相补充，当需要西医补充血浆、白蛋白时就需要运用西医技术补充，以增加肝脏的修复能力，当消化道大出血时，应当以西医为主，救急为主。血止或者蛋白补充一定程度时应当以中医药为主进行退黄、消腹水、调节肝脏自身的修复能力。我们不应当排斥任何一种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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